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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巴和雪花膏


                                   2013年8月28日 11:30                                来源:中国文化报

   编者按:自2013年起,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横山书院联合举办“文化中国——多闻多思学术公益讲座”,每月两期,迄今已成功举办8期。本着“共同参与,共同成就”的理念,讲座活动主要邀请社会各界的著名学者、专家和艺术家就文化、艺术相关问题进行专题讲解与研讨。该系列讲座曾先后邀请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叶嘉莹、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等名师大家就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思想学术问题进行专题演讲,共同构建了弘扬中华文化、传播当代精英思想智慧的高端学术平台。

   日前,“多闻多思学术公益讲座”第八期在京举行。本次讲座主讲嘉宾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莫言,主讲题目是《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本报特摘发莫言讲座的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写作动机:最初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是欧洲的一些学者组成的,他们的评价也仅仅代表这个评委会的观点、立场,或者审美的趣味,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经过100多年的历史,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在国际范围内有它的无可代替的权威性,获得这个奖项,客观上也代表了对这个国家的文学的某一种程度的肯定,起码是一种认可。当然,我也多次回答记者,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得一个什么奖来写作。我写作的最初的原动力,可能很低级,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说得更俗,就是为了天天能吃饺子,说得文雅、高级一点就是,为了表达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愿望,为了替我身边的读者们、父老乡亲,说一说他们心里的话,这就是最早的原始的动力。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朴素的写作的动机,不带获奖的功利性的写作动机,恰好使我的作品具有了比较广泛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是立足于本土,以自我为出发点,来描述你熟悉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也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然后才有可能获得一种世界性的认可。

   当代文学:五粮液抑或二锅头?

   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位置?评价一直很多样。有的人认为跟现代文学,跟鲁迅、郁达夫这些人相比,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充其量也就是二锅头。也有的人认为,当代文学的成就完全可以和现代文学相媲美。如果客观地讲内心话,我个人认为,现代文学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当代文学也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差。文学的发展也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有源有流,现代文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和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一脉相承下来的,当代文学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跟现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每一个作家都从现代文学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我们当代文学中所研究探讨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也是现代文学的延续。鲁迅、沈从文,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们提出很多课题,我们实际上是他们的继续发展。在语言、题材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对我们的影响,因此单独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为两个对立的事物来比较的话,不是特别科学。

   面对荣誉: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得有失,没有绝对的。得奖是个很大的荣誉,还有这么多的奖金,肯定是得到了很多。如果要说失去,就是失去了一点自由。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尽管我的内心没有发生一点点的变化,但是客观上确实有一些变化,尽管我还是希望骑着自行车上街去办我的事情,但事实上不太方便了。确实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控制你,这个我觉得很可怕。但也难以避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内心无论如何不要发生变化,我在瑞典也说过8个字,“心如巨石,风吹不动”。不管外面怎样变化,内心深处应该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诺奖得主我就可以随便胡说八道,可以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那肯定不对,这样我认为是对文学的巨大伤害。如果你老是放不下诺奖的包袱,今后的写作会非常困难。就像是说,我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写的东西,一定要超水平、高水平,不能让人笑话,这样一种严格的要求当然也很好,但是对自己的写作造成的伤害也挺大。这就无法下笔了,写完了自己都不敢拿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忘掉过去这些荣誉,写作的时候,我还是过去的我,还是要千方百计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要有一个胆量,不怕别人不喜欢,过去我们老觉得应该努力往最好写,现在我觉得应该反过来,不要怕写坏,不要怕写出来被人笑话,这样才能够轻装上阵,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老是担心写不好,很可能就永远写不好了,很多诺奖得主创作很快停止了,可能更多就是被这个包袱给压垮了。

   我最愿意做一个被人遗忘的人,开会一直想到最后的一排的座位上去,走路一直走马路的最边上,说话永远要低调,这是我做人的一个习惯,今后我还是想这样,我也反复说过,大家赶快把我忘掉,个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诺贝尔奖确实是很大的奖,但是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在中国、在世界,很多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甚至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我无非是碰巧了,碰到我身上来了,所以大家只关注我一人是不对的,应该关注更多的作家,如果只去读我的书,那更不对,应该读更多的作家写的比我好得多的作品。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注会慢慢淡化的,我希望明年比今年要淡化许多。

   写作过程:自信还是不自信?

   自信和不自信两个都是我,每一个人都有两种精神状态,在写作中也涉及到自信和不自信的搏斗,写得顺的时候,念几句昨天写的,暗叹:哎呀,真是天才,写得不顺的时候,哎呀,这是什么玩意,感觉到自己没有写作能力。在完成一部作品的过程中,经常交替着出现这两种状态。在做人方面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特别自信,有时候也突然感觉到,我真是事事无能。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一辈子永远自信,不是狂人也是傻瓜。如果永远是不自信,我想也干不成什么事情了。人还是有这个两面性比较好。你不自信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谦虚、内敛的精神,就会去仰望别人,学习别人,会见贤思齐,自信的时候就会战胜困难,产生一种前进的力量,我觉得这两个状态都需要。

   创作的过程确实非常漫长,我刚开始写作,跟很多的写作者一样也是四处投稿,刚开始,把比较小的地区性的报纸刊物地址记下来,然后去投,不敢向《人民文学》这样的大刊物投。刚开始学习写作,确实也在模仿。真正获得自信,还是我有一部中篇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当时写的过程中也不自信,写完之后也怀疑自己,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写完后发表了,得到了文坛的好评,而且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自信了。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写好,那么,我觉得太有底气了,我可以批量生产了。因为类似的题材、类似的故事、类似的感觉,我有很多很多。所以,之后,《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很快都出版了。

   文学批评:不能图口舌之快

   上世纪80年代文学,氛围比较好,军艺文学系也营造了很好的小环境,每个人都畅所欲言,赤诚相见,同学们都彼此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对一个人作品的批评,也应该讲究一点方式和方法,过分尖刻的批评让人感觉充满了恶意。你批评作品总还是希望人家把作品改好,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来批、来分析,就应该有理、有论、有据。

   很多话说得过瘾,得到一时的口舌之快,但是任何一种批评只要不是所谓的敌我矛盾,就应该有善意存在。我觉得对人的批评、对社会现象的批评,第一应该实事求是,应该站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不应用感情的好恶作为批评的准则,一个文学家对社会的批评可能会带上自己的情感,但这种情感不应该变成对事实的歪曲。不能说书都没看,就全部否定或大肆表扬。社会批评家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文学批评家应该以文本为依据。尖酸刻薄的批评,可以哗众取宠,可以赢得掌声,但是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会让受批评者口服心服。通过批评让作者改变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这才是批评的真正目的。

   作家思想: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

   我们这一代作家应该说生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思考在创作里边,这样产生的文学作品才是好的作品。

   文学作品思想的表达不是宣教,我们看到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里面留下一些瑕疵,比如《战争与和平》,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经典,但是托尔斯泰在最后一卷中,大段大段地阐述哲理,多数读者阅读时会跳过去。作家的作品能否站得住脚,还是要通过作品里的形象、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有性格的人物,表现出来。作家自己跳出来指手画脚议论,这是比较笨拙的。

   民族性和世界性:应该是对立统一的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关键看从哪个角度理解,当大家都纷纷模仿西方,学习西方的时候,强调我们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应该是正确的。但是,以为我们的作品只要具备了民族性就必然具有世界性,我觉得这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反过来说,只有我们的作品具有了世界性,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性带上,真正的世界文学是对立统一的,应该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我们读外国作家的小说,如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当然是立足于本民族的,但我们可以读得很激动,甚至热泪盈眶,被小说人物的命运所感动,为什么?就在于这些作家描写了人类共同的特征。尽管是俄罗斯人、法国人,但是基本的人性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的文学作品只有描写这些的时候,才有可能感染外国的读者。但是仅仅有这些还是不行,还是应该有民族的特性,为什么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不能替代?就在于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对自己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的艺术描述,巴尔扎克也是一样。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除了刚才讲的普遍的人性之外,还必须要表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其实想不表现也办不到,我们从小生活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所见所闻所感都是有特别鲜明的中国特征。

   写作立场:作为人民的一分子来写作

   作家通过作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某些作品也确实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反映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想表达的欲望,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如果作家在创作之初就带上这种想法:我要用我的作品反映广阔的时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不自量力,因为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劳动。我个人认为,作家还是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还是应该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写自己感受最真切、最有把握的那部分生活。这容易导致一种说法,就是从自我出发,自我主义,只关心自己的小痛小痒、小恩小怨,没有一种人民意识,没有一种历史时代意识。当然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后果,但是我觉得也有另一种可能:如果一个作家,他的自我的酸甜苦辣和整个时代的酸甜苦辣是同步的,他的表现自我的作品,就有可能带有普遍性,带有人民性。所以,我所谓的作为老百姓来写作,作为人民的一分子来写作,就是针对过去的对作家的不切实际的评价而发的,也是针对极个别的一些作家,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职业,而发的一种议论、一种感慨。

   要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对职业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不能认为我是作家我就高人一等,我就可以居高临下,认为我比别人都要高明。我是一个作家,但我同样是老百姓中的一员,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地贴近生活。自己身上带着泥巴才有可能和农民贴在一起,如果身上抹的是雪花膏,贴也贴不住。

(本文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本网编辑:郝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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